镭的觉察,居里妻子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1894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密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

  为了五百法郎一月的工资,比埃尔在理化学校里每年须授课一百二十小时,并且指导学生做实验。在他的研究工作之外,又加上了这种令人疲倦的教学工作。在居里夫妇没有小孩的时候,五百法郎足够家用;但是自从生了伊雷娜之后,雇了一个女仆和一个奶妈,他们的预算因此增加很多。比埃尔和玛丽开始奋斗,他们必须找到新进款。

  居里夫妇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贫寒、辛苦、甚至于人们的不公正行为;现在,他们生平第一次显露一种奇怪的神经不安。他们的荣誉越大,他们的不安越甚。

  命运注定我们彼此很深地依恋着,注定我们不能分开。“

  比埃尔慢慢地摇着头。玛丽一时间忘了自己的使命,对他说了这些女人缱绻的话,这却提醒了他,学者没有权利背弃科学这个终生的目标。

  而那个棚屋也成了名。

  这对新婚夫妇在十月搬到格拉西埃尔路24号去住,这所住房很不舒适,唯一可爱之点,乃是从窗户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大花园的树木。

  测量中有了一个戏剧性的发现:这种放射性的强度,比通常根据其中铀或钍的含量预计的强度大很多!

  玛丽就是在工作最忙的时候,也总留出时间照料孩子;因为她有职务,不得不把她的两个女儿交给女仆,但是定要亲自证实伊雷娜和艾芙睡得好,吃得好,梳洗得整洁,没有感冒或任何疾病,她才放心。若是她偶尔没有十分注意,伊雷娜一定提醒她!伊雷娜是个很专制的孩子,嫉妒地独占着她的母亲,只勉强容许母亲照料“小的”。
冬天时候,玛丽常在巴黎走很远的路,去找伊雷娜肯吃的一种苹果和香蕉,若找不到,她差不多不敢回家。

  这并不十分奇怪。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因为初恋而失望并遭受屈辱,便发誓永远不再恋爱;而一个斯拉夫女学生为知识方面的抱负所激发,尤其容易决定放弃一般女子的义务、幸福和不幸,以便从事自己认为适合的事业。在所有的时代中,热烈希望成为大画家和大音乐家的女子们,对于恋爱,生男育女、规范,都是轻视的。

  玛丽继续炼制,提取纯镭盐。

  比埃尔和玛丽所循的途径虽然不同,可是最后都采取了拒绝荣誉的态度。共同完成一项伟大工作的人,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接受荣誉;比埃尔或许冷淡,玛丽也许虚荣但是不然!这一对夫妇胜利地度过这次磨难,而且团结一致,逃避尊荣。

  1895年夏天的几次旅游 ——
“新婚旅游”,比他以前的旅游更甜蜜,爱情增加了这些旅游的美丽,并且加强了它们的乐趣。这一对夫妇只花几法郎付村里的房钱,踩几千下自行车的脚蹬,就可以过几天几夜的神仙生活,就可以享受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宁静的快乐。

  这个原叫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的物理学家,默默地想了一会儿;她的心转向那已经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的祖国,她隐隐约约地想到,这件科学大事将会在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等压迫者的国家发表,于是她想把这种元素定名为“钋”,
因为“钋”元素的名词Polonium的词根与波兰国名的词根相同。

  他抚摸他妻子的面颊和金色头发,并且低声说
:“在你身旁,生活是甜蜜的,玛丽。”

  玛丽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用她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学位,就回华沙。我愿意在秋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设法使自己有点用处。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祖国。”

  在这次星期日早晨的简短谈话之后一刻钟,比埃尔和玛丽乘着他们心爱的自行车,走出家门,踩得很快,向克拉麻的树林驰去。

  第一个适合居里夫妇才干的职位,是瑞士提供的,而给予他们最初几个荣誉的,却是英国。

  他们想探查丛林或岩石时,就暂时中止自行车旅行,而去散一次步。比埃尔极爱乡村,毫无疑问,他的天才需要这种安静的长久散步,散步的平均节奏有利于他进行思考。

  他们的目标是要取得纯镭和纯钋。在这两个学者已经提炼成的放射性最强的产物中,这两种物质仍只有不易觉察的痕迹。

  那辆货车有五公尺长,装满了军装,停在门前。

  科瓦尔斯基夫妇加入谈话,话锋就转向俄国压迫所造成的痛苦情况。这三个离乡背井的人追怀故土,交换他们的亲朋的消息。比埃尔·居里惊讶地听着玛丽谈她的爱国责任,不知所以地觉得不满意。

  想到了立刻就做!玛丽扔下了对于铀的研究,决定检查所有已知的化学物质;不久就有了结果。另外一种物质——钍的化合物,也自发放出射线,与铀射线相似,强度也相似。这个青年妇女有了很清楚的观念,这种现象决不只是铀的特性,必须给它一个不同的名称。居里夫人提议把它叫做放射性。铀和钍这些有特殊“辐射强度”的物质,就叫做放射元素。

  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对于他们所钦佩的人是忠诚的。

  这是平静的一晚。在那对青年夫妇的安静寓所里,立刻有一种好感,使这个法国物理学家和这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为了要把钋和镭指给不相信的人看,为了要向世界证实他们的“孩子”的存在,也为了要使自己完全有把握,居里先生和夫人还须工作四年。

  荣誉一定也会给居里夫妇带来一些利益:教席、实验室、合作者以及盼望已久的经费,作为那些磨难的补偿。不过这些好处什么时候才来到?他们焦急等待的时期延长了。

  比埃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的庄严和温雅的洒脱风度。他的身材颇高,衣服剪裁得肥大,不甚入时,穿在身上宽大了些,可是显得很合适,无疑地,他颇有天然的优雅。他的手很长,很敏感。他那粗硬的胡须使他端正而且很少变化的脸显得长一点;他的脸很好看,因为他的眼睛很温和,眼神深沉、镇静,不滞于物,真是无可比拟。

  那些不肯相信的化学家不得不在这些事实面前低头;不得不在一个妇女的过人的顽强性格面前低头。

  当局和居里一家交换意见,颇费踌躇。大学有意留玛丽在学校里工作,可是给她什么头衔?叫她在哪个实验室里工作?能叫这个有天才的妇人听一个主任的指挥么?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领导比埃尔·居里实验室的教授职位?

  神奇得很,玛丽还在诺佛立普基路的住房里,梦想要到索尔本来求学的时候,比埃尔·居里已经在索尔本作出了几项物理学的重要发现,而由索尔本回到家里之后,竟在日记里写了这样几行伤感的话:“为生活而热爱生命,妇女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有天才的妇女很少。因此,当我们受某种神秘的爱所驱使,要走上某种反自然的途径时,当我们要把全部思想用于某种工作,远离我们所接触的人类时,我们就必须与妇女战斗。母亲最希望保有她对儿子的爱,即使他长成一个呆子,她也不顾;情妇要完全占有她的情人,觉得为一小时的恋爱而牺牲世界上最好的天才,也是一件当然的事。在这种战斗中,我们差不多永远不是她们的对手,因为妇女们有很好的于她们有利的理由:她们说是为了生命,为了天性,要试着把我们引回去。”

  物质在光的照射下放射出来的。亨利·柏克勒尔也注意同样的问题,他观察到了一种“稀有金属”——铀盐;但是没有得到他预测的现象,却观察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并且不可解释的现象:铀盐自发地放射出一种性质不明的射线,不必先受光的照射。把铀的一种化合物放在黑纸包的照相底片上,它可以透过黑纸使底片感光;这种奇怪的“铀”射线和X
射线一样,能把周围空气变为导电体,使验电器放电。

  当时的报纸上登载比埃尔的相片,旁边就是玛丽的相片——形容玛丽是“一个金色头发的年轻妇人,风度优雅,身材苗材”,
或是“一个可爱的母亲,感觉敏锐,
同时对于深奥的事物有一种好奇的精神”,还有他们的“可爱的小女儿”和一只在饭厅里火炉前缩成一团的叫做第第的猫的相片。这些相片旁边有很美的文字描写那所小房子和实验室,写居里夫妇愿意独自贪图幽趣和清贫风味的两个退居之所。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成了“贤士之庐”,
成了一所“可爱的住房,地址很远,在巴黎的偏僻而且寂静的区域内,在城堡荫蔽之下,里面隐藏着两个大学者的亲密快乐”。

  玛丽和比埃尔根本就不去装饰这三间小屋子。居里大夫提议给他们几件家具,他们不肯要;因为添一件长沙发或一把扶手椅,每天早晨就多一件东西要掸灰尘,在大扫除的日子就多一件东西要擦亮,玛丽办不到,她没有工夫!再说,长沙发和扶手椅有什么用处?这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不请人聚会也不接待宾客。

  这种放射性的新科学的发展有了一个惊人的开端,居里夫妇现在需要合作者。直到这时候,只有一个叫作伯第的实验室工人偶尔来帮一点忙。这个勇敢的人,在他工作钟点以外的时间,由于他个人的热心,差不多秘密地来与他们一起工作。但是他们现在需要杰出的技术人员。他们的发现在化学领域内有重要的进展,这是必须专心加以研究的,他们愿意与有能力的研究者合作。

  有人先给她送来了在比埃尔衣袋里找着的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枝自来水笔,几把钥匙,一个皮夹,一只表;表的机器还在走,表蒙子也没有碎。末了,在晚上八点钟,一辆救护车停在这所房子前面。玛丽爬上车去,在半明半暗中看见那个平静和蔼的脸。

  一个有天才的波兰女子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留给工作,这并不可惊;但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有天才的学者,竟会为这个波兰女子留下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等着她,那就实在令人惊异了。

  两个学士学位,考取大学毕业生在中等教育界任职的文凭,一篇回火钢的磁化作用专论,这些是玛丽到1897年年底的活动总结。分娩后刚刚复元,她就回去工作。

  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在1903年12月10日的“正式常会”上,公开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一半授予柏克勒尔,一半授予居里先生和夫人,奖励他们在放射性方面的种种发现。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她迷惑,而毫不装模作样使她更显动人。他记起主人请他来和这个青年女子见面的时候,对他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事
:“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三年之后,在1902年5月,玛丽又登上火车返回波兰。来信告诉她,她的父亲突然患病,胆囊开刀,取出很大的结石。她先接到一些使她可以安心的消息,后来突然来了一封电报。这可完了。玛丽要立刻动身,但是护照的手续很复杂;等了好几天,那张官样文件才办妥。经过两天半的旅程,玛丽到了华沙,来到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居住的约瑟夫的家,但是太晚了。

  接待他们的是情深意厚和仁慈的熟人克尔文勋爵。

  婚后第二年,除了玛丽因怀孕而感到不适外,健康状况与第一年没有什么不同。居里夫人愿意有个小孩,可是这样难受,不能照旧不疲倦地在仪器前研究钢铁的磁化作用,真是使她烦恼。她在9月12日生了女儿伊雷娜,一个美丽的孩子,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居里大夫负责助产,玛丽咬紧了牙关,不哼一声。

  它的辐射强度超过居里夫妇所有的预测,比铀的辐射强200万倍。科学已经分析了、详细研究了这种作用,把镭的射线再分为不同的三种,它们能透过最不透明的材料。只有很厚的铅层能够挡住这些射线的看不见的辐射。

  居里夫妇没有参加这次聚会。法国公使代表他们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奖状和金奖章。比埃尔和玛丽身体都不好,而且工作太忙,不敢在隆冬长途旅行。

  这次分娩没有怎么声张, 也没有多费钱。
在帐簿上看到,9月12日那一天在特殊用费项下记着:“香槟酒,三法郎。电报,1法郎10生丁。”
在疾病项记着:“医药和看护,71法郎50生丁,”居里一家在9月中的总支出是430法郎40生丁。支出增加了,玛丽在430法郎这个数目底下,画了两条很粗的线,表示愤慨。

  因此,比埃尔和玛丽在困苦的年月中作出灿烂的工作,是不必惊讶的。新兴的放射学正在成长、扩大,一点一点地把发现它的一对物理学家的精力耗尽。

  他们在法国已经被授予几种科学奖:比埃尔在1895年得了普朗特奖金,在1901年得了拉卡北奖金。玛丽得过三次若涅奖金。但是在1903年6月,著名的皇家科学会正式邀请比埃尔·居里前往举行镭的讲座时,他们还没有得到法国任何使他们的名字增光的褒奖。这个物理学家接受了邀请,同他的夫人一起到伦敦去参加这次隆重的盛会。

  快到八月半的时候,这一对夫妇在商提宜附近一个别墅里住下了。这个别墅也是布罗妮雅发现的,她把这个幽静的住处租了几个月。同比埃尔和玛丽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老德卢卡夫人、卡西密尔、布罗妮雅、他们的女儿艾兰娜——绰号叫“禄”。
斯可罗多夫基教师和海拉已经延长了留在法国的期限,也住在这里。这所颇有诗意的房子,藏在树林中,与外面隔绝,树林里满是野鸡和野兔,地上盖满了铃兰花的叶子,真是可爱极了;而住在里面的两个民族、老少三代人的情谊,也真是好极了比埃尔·居里得到了他的妻族的永久爱慕。他同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谈科学,同小“禄”很严肃地交谈,小“禄”刚三岁,好看,滑稽,愉快,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居里大夫和夫人有时由梭镇到商提宜来看他们,大桌子上就又添了两份餐具,话谈得很热烈,由化学说到医学,再说到儿童教育,由社会思想泛论到法兰西和波兰的一般观念。

  “怎么样呢,我们须在两种决定中选择一个。一种是毫无保留地叙述我们的研究成果,包括提纯方法在内”

  1906年复活节,天气睛朗。比埃尔和玛丽在室外,在舍夫律兹-圣瑞米的平静的房子里过了几天。

  玛丽已经把恋爱和结婚从她的生活计划中划掉了。

  这个博士应考人第一关心的测量铀线的“电离能力”,
即铀射线使空气变为导电体并使静电计放电的能力。她所使用的那种极好的方法,原是她熟悉的两个物理学家——比埃尔和雅克·居里以前为研究别种现象而发明的。玛丽用的设备由一个“电离室”、
一个居里静电计和一个压电石英静电计组成。

  她是一个极温柔的妻子和母亲。她梦想甜密的暂时休息,梦想无忧无虑的安适日子。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在佛扬替纳路的屋子里,这也许是第十次了。那时正在6月中,将近黄昏时候,天气很好。桌子上,在玛丽预备不久应考用的数学书籍旁边,有一瓶白雏菊花,这是比埃尔和玛丽一起出去散步时采回来的。

  玛丽想了几秒钟,然后说 :“我们不能这么办,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玛丽正不舒服,让他的丈夫独自去参加仪式。比埃尔从英国带回来一枚很重的金奖章,上面刻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他要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给这枚奖章找个地方安放,他处理得笨极了,丢了,又找着后来,忽然灵机一动,他把它交给女儿伊雷娜,这个六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

  玛丽·居里的第一个孩子和第一次研究成果,同年出世,相隔仅三个月工夫这个波兰女子在1891年11月的那天早晨,带着几个包裹,坐三等车到了巴黎北站。从那时候起,她走了多么远的路啊!她经过了大学学习阶段和结婚生女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发现了物理学、化学和妇女的全部生活。她战胜了大小阻碍,而从来没有想到,她所完成的事业需要无比的坚忍,需要过人的勇气。

  听众的轻轻的鼓掌声停止之后,他以友善的态度,用大学老教授的羞怯声音,简单地加上一句:“夫人,我还代表主考人向你致贺”

  居里夫妇设法拒绝访问,封锁他们的门,自己关在那个从此有了历史价值的简陋实验室里;他们的工作和私生活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他们的谦虚使一些最不狡滑的新闻记者惊叹而且尊敬,这种谦虚也出了名,并且变成一件公开的事,变成写文章的好题目。

  走过索尔本的时候,在大学理学院门口,玛丽把她的伴侣的胳膊握得更紧一点,且看到他的眼神是那么明亮,那么平静。

  这个女学者以极伟大的心智所特有的把握和极大的勇气,回答了这个问题。她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假定:这些矿物一定含有一种放射性物质,它是今日还不知道的一种化学元素——一种新物质!

  玛丽如果偶尔请人到家里来,她总尽力把菜肴做得差强人意,把屋子收拾得令人愉快。她聚精会神地去佛达路或阿来西亚路装满蔬菜鲜果的车子中间转来转去,挑选好果子,并且郑重询问乳品商人,他的各种干酪的优劣;然后从卖花人的篮子里挑几把郁金香和丁香花回到家里,她自己“扎花束”,
女仆很兴奋预备比平常复杂一点的菜肴,邻近的糕点商人郑重其事地送来冰其淋。在这个一心工作的家庭里,最随便的聚会事先就引起这些忙乱。到了最后,玛丽检查餐具,移动家具请来的贵客或是路过巴黎的外国同行,或是给玛丽带来消息的波兰人。居里夫人为她怕陌生的伊雷娜也组织过几次儿童聚会;她亲手用花环、包上金纸的核桃和各种颜色的蜡烛装饰的圣诞树,还留在年轻一代的快乐回忆中。

  他问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
:“你将永远住在法国么?”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按照合乎逻辑的发展次序,她的事业的下一步,当然是考博士学位:为了这一件事,她踌躇了好几个星期。她必须选一个充分发挥的新颖的研究题目。玛丽细读物理学方面最新的著作,想找出了一个论文题目。

  1906年5月13日,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留给比埃尔·居里设的教席,这个职位以“代课教师”的名义给予玛丽。

  约瑟夫·科瓦尔斯基考虑了一会,对她说
:“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他在娄蒙路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那里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明天晚上晚餐后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请这个年青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比埃尔·居里。”

  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学生生活中最愉快的时期,是在顶楼里度过的;玛丽·居里现在又要在一个残破的小屋里,尝到新的极大的快乐了。这是一种奇异的新的开始,这种艰苦而且微妙的快乐无疑地在玛丽以前没有一个妇女体验过,两次都挑选了最简陋的布景。

  在这一方面,她使比埃尔很惊讶,使他不高兴。

  他的心随着她走,他愿意到瑞士去会她,因为她的父亲到瑞士去接她,要同她一起在那里过几个星期;或者是到波兰——他嫉妒的波兰去会她,然而这办不到于是他由远处继续写信请求她。在夏天几个月里,无论玛丽在什么地方——在克瑞塔兹、勒姆堡、克拉科夫、华沙总有一些字迹很拙而且很孩子气的信,写在便宜的信纸上,发信地址是理化学校,送到她那里去,试着说服她,引她回法国,告诉她比埃尔·居里在等她。

  娄蒙路的棚屋工作室,可以说是不舒服的典型。

  她的衣服是黑色的,领口开得很小;她那双被酸液烧坏的手上,没有饰物,连结婚指环都没有。在她旁边,这个邻国里最美丽的钻石就在一些裸露的脖子上闪闪发光。玛丽由衷高兴地看着这些珠宝,并且惊异地注意到她那一向漫不经心的丈夫也在注视这些项链,注视这些“金刚石颈饰”

  比埃尔和玛丽的共同生活,在开始的日子里是很别致的他们骑着有名的自行车,在法兰西岛区的路上漫游;用载物架上的皮带紧紧捆了几件衣服,因为那一夏多雨还不得不买两件胶布长斗篷。他们坐在树林中空地的苔藓上,吃一点面包、干酪、梨、樱桃当作午餐。每晚随便到一个陌生的客店里去投宿,在那里他们能喝很浓的热汤。他们独处于田野之夜的虚假的沉寂中,时常有远处的犬吠、鸟的低鸣、猫的狂叫和地板的引人注意的吱嘎声冲破这种沉寂。

  这两个物理学家空自梦想着的实验室还远得很,可是他们仍须继续他们的细致的实验。

  实验室?什么实验室?谈不到有实验室啊!

  10月了,比埃尔·居里心里满怀幸福;玛丽已如约回到巴黎。人们在索尔本的课堂和李普曼的实验室里又看见了她。不过这一年,她相信是她在法国的最后一年——她不再住在拉丁区了。布罗妮雅在沙透敦路39号开设了一个诊所,给玛丽一间与诊病室接连的房子。因为德卢斯基一家住在拉维垒特路,布罗妮雅只白天到这里来,玛丽可以安静地工作。

  这是放射性的发现所揭露出来的事实。哲学家只好重新开始研究哲学,物理学家只好重新开始研究物理学。

  第二天雅克·居里到了,玛丽的收紧的喉咙才松驰,眼泪的闸门才打开;她独自对着这一存一殁的两兄弟,终于哭出来了。后来她又坚定起来在房子里徘徊,问人是否已经照常给艾芙梳洗。她到花园去叫伊雷娜,隔着栅栏和孩子说话。她告诉孩子“爸”的头上受了重伤,需要安静。这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就又去玩耍了。

  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霁雅,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她:“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玛妮雅已改姓了。

  工作日变成了工作月,工作月变成了工作年。比埃尔和玛丽没有失掉勇气。这种抵抗他们的材料迷住了他们。他们之间的柔情和他们智力上的热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在这个木板屋里过着“反自然”

  在赠款项下,有给波兰学生的,给玛丽青年时候的一个朋友的,给实验室的工人们的,给一些亟需钱用的赛福尔女学生的玛丽想起从前很亲切地教过她法文的一个很穷苦的妇人——德·圣一欧班小姐,现在是科兹罗夫斯卡夫人。她生在第厄普,住在波兰,在波兰结了婚,她的最大的梦想,乃是重游故乡;玛丽给她写信,请她到法国来,在家里接待她,并且代付由华沙到巴黎和由巴黎到第厄普的旅费。那个善良的妇女总是含泪谈到这个没有料到的莫大快乐。

  比埃尔知道这个青年女子对德卢斯基说到他了,就试图从这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他遇见过布罗妮雅几次,就自己去找她,争取到了布罗妮雅的全面支持;他请她和玛丽到梭镇他的父母家里去。居里大夫的夫人把布罗妮雅引到一旁,用恳切动人的语调请她在她的妹妹跟前出力成全。

  她先就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她以为自己知道检查矿物的结果是什么:不含铀或钍的标本,一定显得完全“不放射”;
含铀或钍的矿物,一定有放射性。

  但是他们最好的化装,还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一个笨手笨脚的男子,衣服穿得很随便,在布列塔尼一条空荡荡的路上推着一辆自行车向前走,陪伴他的那个年轻妇人,装束像农村妇女;看见这样两个人,谁会想到他们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他是一个有天才的法国学者,虽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深为国外同行所推重。1859年5月15日他生在巴黎的居维埃路,他是欧仁·居里大夫的次子,祖父也是医生。这一家原籍阿尔萨西亚,是新教徒,原是不大的资产阶级人家,传过几代之后,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比埃尔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行医,但是他极热心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关于结核接种的著作。

  比埃尔对他的年轻的夫人说 :“你应该给‘它’定一个名字!”

  玛丽勉强更加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超过了她神经耐受力的限度。

  若有讨厌的人爬上五层楼,要到这个小巢来扰乱这对夫妇的生活,走进这间四壁萧然、只有一个书橱和一张白木桌的夫妻工作室,一定会很打兴;桌子一头是玛丽坐的椅子,另一头是比埃尔坐的椅子,桌子上是一些物理学的专门书籍、一盏煤油灯、一把花,此外别无他物。最大胆的客人,看见那两张椅子没有一张是给他预备的,看见比埃尔和玛丽的客气而含着惊讶的目光,也只好快逃一天八小时进行科学研究,两三小时料理家务,这还不够;到了夜晚,玛丽·居里先生在帐薄中“先生费用”和“夫人费用”两个堂皇的栏目下面记上每日支出,然后坐在白木桌的一端,专心预备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考试。比埃尔在煤油灯的那一边,埋头制定他在理化学校的新课程的教学大纲。

  虽然如此,玛丽仍须在赛福尔教书,比埃尔仍须出题考问他那为数众多的学生,并且指导他们的实验。

  玛丽以借款名义寄了两万奥币给德卢斯基,以便帮助他们创立他们的疗养院。不久又有五万法郎奥西利奖金加在剩下的一笔小款子上,这笔奖金一半是给玛丽·居里,一半给法国物理学家埃都亚·布郎利。他们把这点奖金平分为两部分,一半买法国公债,一半买华沙城债券。

  这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在哪里做她的试验。

  放射性的研究起于法国,很快就征服了外国。从1900年起,许多科学界的知名人物由英国、德国、奥国、丹麦写信到娄蒙路,请求提供资料。居里夫妇与威廉·克鲁克斯爵士、维也纳的绪斯教授和玻尔兹曼教授、
丹麦探险家巴尔森不断地书信往来,
镭的“父母”慷慨地向他们的同行提供说明和专门的劝告。

  赞助他的人们唯恐他的行动不象 “明智的候选人”,给他一大堆关心的劝告。

  不久,玛丽遵照医生的明确嘱咐,不再给她的女儿喂奶;但是她在早晨、中午、晚间、夜里仍替伊雷娜换衣服、洗澡、穿衣服。乳母带着小孩在蒙苏利公园散步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母亲正在实验室的仪器前面忙碌,并且起草她的磁化研究报告,后来在“全国工业促进协会报告书”上发表。

  这种放射性新物质的确含有很大一部分钡,虽然如此,它的放射性仍是很可观,足见镭的放射性一定是大极了。“

  玛丽很适当地施赠,不张扬,不轻举妄动,也不过分。她决意在有生之年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她愿意量力而为,以便永远能够继续帮助人。

  比埃尔到玛丽的住所去接她。她们须在卢森堡车站乘车到梭镇,他们的父母都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在灿烂的阳光之下,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走过圣米雪尔大道。

  她丝毫不想说服她的丈夫,她猜到他只是出于谨慎才说要取得专利;而她自己十分坚决地说出来的话,正表示他们两个人的感觉,表示他们对于学者职责的正确概念。

  比埃尔用他那美妙的文笔,给他的上司们写了一封客气而坚决的信,新职位既然不供给工作室,也不供给研究经费,他愿意辞职,仍留在P.“.N.学部,仍教那么多的钟点。在那个小地方,玛丽和他倒还可以多少作一些有用的工作。

  在这所阴暗而且有点郁闷的住房里,比埃尔重复提出他那柔情脉脉的要求,他的倔强并不下于玛丽,只是方式不同!他和他的未来的妻子有同样的信念,只是更加完整,更加纯洁,毫无混杂成分。科学是他的唯一目标。他把感情的活动与思想上的主要愿望融合一起,所以他爱的经历是奇特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学者倾心玛丽是受到爱情的驱使,同时也是出于更加高尚的需要。

彩霸王论坛小鱼儿,  学者们不重辩才和宏论,聚集于理学院的主考人在授予玛丽博士学位的时候,用的也是朴实无华的词句;但是30年后重读这些词句,却使人感受到很深的感情价值。

  荣誉不关心将来,而比埃尔和玛丽去要向将来努力。荣誉降临大人物身上,用它的全部重量牵制他们,力图阻止他们向前进。诺贝尔奖金授予居里夫妇的消息一发表,千百万的男子、妇女、哲学家、工人、教授、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这千百万人把他们的热心献给居里夫妇,却要换回极大的补偿!他们把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放射学列入已经取得的胜利后就不去帮助它发展,而只忙着玩味它产生时的一些生动细节。他们要打破这一对惊人夫妇的秘密,因为这两个学者的双重天才、坦白生活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已经造成一种传奇。他们的热烈敬仰扰乱了他们的偶像的生活,并且夺去这对偶像希望保持的唯一财富:沉思和宁静。

  她独自住在巴黎,每天在索尔本和实验室遇见青年男子,她已经这样决定了。

  他安心了,然后又加两句,像是结束某一琐碎问题似的
:“今天晚上我就写信给美国工程师们,把他们所要的资料给他们。”

  1906年4月19日这个星期四显得很阴郁,一直在下雨,天色昏黑;居里夫妇虽然专心工作,仍不能忘掉这四月的骤雨。那天比埃尔要参加理学院教授联合会的聚餐,要到他的出版者高替叶·维亚尔那里去看校样,然后要到科学院去。玛丽也有几堂课要教。

  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增加了,亲密的程度加深了。比埃尔·居里已经成为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的俘虏,他服从她,听从她的劝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励得摆脱了自己的懒散,写出了有关磁性的著作,并且交出了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

  居里夫妇在1899年作了一次远游,这次远游使他们很快乐。玛丽结婚后第一次回到祖国,不是到华沙,而是到奥属波兰,到德卢斯基夫妇建立疗养院的察科巴纳。一群很亲密的人,就住在离泥瓦工工场很近的“埃瑞公寓”里。斯可罗多夫斯基教师也来了,他仍很灵活,这次看到他的四个儿女,四家人家聚在一处,这种福气使他返老还童了。时光过得多么快呀!

  1903年差不多是居里夫妇一生中最可怜的时期。他们的年岁正是天才得到经验的帮助而可以发展到最高度的时期。他们已经在一个漏雨的木板屋里,出色地发现了一克使全世界惊奇的镭。但是他们的使命并未完成,他们的头脑还有发现别种未知的资源的可能性。他们愿意工作,他们需要工作!

  居里夫人与荣誉有约会。她使自己变得很美。

  这个名称的选定可以证明,玛丽虽然已经成了一个法国人和物理学家,并没有背弃她青年时期的热情。

  担架很费事地慢慢抬进窄门。安德烈·德比尔纳曾到警察分局去运回他那谊兼师友的遗体,此刻又是他抬着这副悲哀的重担。他们把死者停在楼下一间屋子里,玛丽就在那里独自对着她的丈夫。

  玛丽尊敬地问比埃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结晶学的现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规律。这个物理学家想到,用术语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看见这个可爱的青年女子兴奋起来,能够了解,甚至于还正确、敏锐地讨论某些细节,这是何等稀奇这是何等快乐啊!

  比埃尔·居里在十月离开工艺学校,换了一个报酬比较高的工作,在居维埃路索尔本附设的P.C.N.学部任教。玛丽也尽她的一部分责任,申请到凡尔赛附近赛福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职。该校副校长给她送来了聘书。

  居里夫妇现在有一个新的理由要过“野人生活”,他们要逃避好奇的人们。他们比以前更常到偏僻的村庄去,若是必须在乡下的旅店里过夜,他们总是用假名字登记。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这个年轻的妻子料理家务,给她的小女儿洗澡,并且把平底锅放到火上而在理化学校的那个简陋的实验室里,这个女学者又做出了近代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

  在玛丽·居里的眼睛里,诺贝尔奖金只代表一件事:授予七万金法郎奖金,是瑞典学者对两个同行的工作的推重;因此它不“违反科学精神”的。而且这是减少比埃尔教课钟点借以挽救他的健康的唯一机会!

  我将与去年我在华沙对你谈到的那个人结婚,从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为了要尽到良心上的责任,比埃尔强调说
:“我也这样想但是我不愿意我们这样轻率地作出决定。我们的生活很困难,而且恐怕永远是困难的。我们有一个女儿也许还会有别的孩子。为了孩子们,为了我们,这种专利代表很多的钱,代表财富。有了它,我们一定可以过得舒服,可以辞掉辛苦的工作”

  到了星期日,远处钟声一响,这对夫妇就乘自行车到何瓦雅埠的树林里去野游,带回开着花的枝子和水毛茛。第二天比埃尔觉得太疲倦,不能再出去,便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柔和可爱的日光慢慢把笼罩山谷的朝雾驱散。艾芙坐在一条毯子上乱喊乱叫,伊雷娜则挥动着一个绿色小网追捕蝴蝶,并且为她很少到手的捕获物而快乐地大声欢呼。她觉得热了,把外衣脱去,滑稽地穿着小女孩的衬衫和男孩的短裤;比埃尔和玛丽彼此靠近躺着,欣赏他们这个孩子的优美。

  她的梦想萦绕在她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她不知道闲暇和闲暇的危险。而她的自尊心和羞怯保护着她,此外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
先生家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坚强,使她坚持要保持独立。

  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华沙为当家庭教师而奔走,好像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现在约瑟夫是著名的医生,有妻子女儿;布罗妮雅同卡西密尔创立了疗养院;海拉在学校任教,工作很有成绩,她的丈夫斯塔尼斯拉斯·扎拉伊领导一家重要的照相企业。而这个玛妮雅在实验室里工作,并且已经发表研究成绩。

  当晚,她在脱衣服的时候对比埃尔说
:“我简直想不到世上有这样的珠宝,真是美极了!

  比埃尔又有几次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作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步却不利。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在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华沙,至少去过夏天,也许永远不再离开。她答应与这个青年学者保持友谊——这已经不能使他满意了,此外没有许下他什么,让他失望着,她上了火车。

  不可思议的镭!把它提纯成氯化物,就是一种灰暗的白色粉末,往往会被当作厨房里用的普通的盐。但是它的特性,越来越认识清楚以后,真是惊人。

  有一天,这个朴实的女子忍不住了,她站在比埃尔面前,用坚决的语调问他觉得他刚才吃了很多的煎牛排做得怎么样,但是他的回答却使她莫名其妙。

  这些斗争和这些胜利使她身体上发生以改变,给她塑成了一个新的面貌。看玛丽·居里刚过30岁的时候照的相片,不能不感动;以前那个健壮而且略显矮胖的女孩,已经变成一个清灵的妇人。有人想说:“这是一个多么动人、奇特而且美丽的妇人啊!”
但是不敢说出口,因为她那极饱满的额部和向另外一个世界望去的眼光,会镇住他。

  有了这种非常的天赋,镭还不自足;它使许多不能自己发光的物体发磷光,例如金刚石:“镭的作用可以使金刚石发磷光,这样可以辨认出烧料制的假金刚石,因为假金刚石的光极微弱。”

  光荣是一面多么惊人的镜子!它有时候照出真相,有时候却象公园里吸引人的哈哈镜那样照出变了形的形象。它摄取它所选的人们的最小的姿势,在它的空间里映出千百种形象居里夫妇的生活,成了时髦酒馆里的谈话资料;报纸上登载居里先生和夫人偶然失去一部分存镭,一个剧院里就立刻上演出讽刺剧,形容这一对夫妇关在棚屋里,不许任何人进去,自己扫地,并且滑稽地在戏台四隅找那丢失的物质。

  他翻弄着他那搁了许久的日记,重读旧日所写的话,字迹已经褪色了,其中几个小小的字,充满了惋惜和莫名的忧伤,引起他的注意:“有天才的妇女很少。”

  玛丽没有离开过她的第一克镭。后来她把它赠给她的实验室了。这一克镭只代表她的奋发工作,此外并无其它价值。在那个棚屋已经被拆房工人用鹤嘴锄毁平、居里夫人也去世了的时候,这一克镭仍然是一种伟大工作的辉煌象征,仍然是两个人一生中英勇时期的辉煌象征。

  到了快第二次分娩的时候,她虚弱到了极点。除了她的丈夫,她不爱任何东西:不爱生活,不爱科学,甚至于也不爱将生的小孩;而她的丈夫的健康无时无刻不使她忧虑。布罗妮雅由波兰来照料她生产,看到这个被压垮了的、失了常态的玛丽,觉得无限惊骇。

  还须再过十个月,这个固执的波兰女子才肯答应和他结婚。

  镭正式存在了。

  他们适应着新的生活。比埃尔备课,玛丽仍和从前一样在赛福尔教书,两个人在居维埃路那个狭小的实验室里见面。安德烈·德比尔纳、阿尔伯·拉伯德、美国人杜亚纳教授,还有几个助手或学生,都在这个实验室里继续研究,都低头看着他们当时作实验用的不坚固的设备。

  他们的谈话起初很空泛,不久就成了比埃尔·居里和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科学对话。

  比埃尔和玛丽对于劝告和责备总是天真地回答说:“但是我们有休息时间,我们夏天休假。”

  分娩很痛苦而且时间很长。终于,在1904年12月6日生了一个肥胖的婴儿,头上竖着黑发。又是一个女儿:取名叫艾芙。

  比埃尔·居里16岁就是理科业士,18岁是理科学士,19岁就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当了5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作,
雅克也是一个学士
,也在索尔本当助手;不久这两个青年物理学家就宣布发现一种重要的现象“压电效应”,
而且他们的实验工作使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许多用处的新仪器,叫做压电石英静电计,能把微量的电流,精确地测出来。

  镭的用处大极了!

  将近两点半钟的时候,他微笑着站起来向朋友们告辞,并且和当天晚上还要见面的让·佩韩握手。走到门口,他不在意地看了看天空,向那一天雨云蹙了一下额,然后打开他的大雨伞,在倾盆大雨中向塞纳区走去。

  玛丽对布罗妮雅谈到她的迟疑,谈到比埃尔对她提出的自己移居国外的建议。她觉得没有接受这种牺牲的权利,但是比埃尔竟会有这种念头,使她大为不安。

  以后炼出来的镭的价值就不同了,它们有金子的价值。正式出售的镭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一克值75万金法郎。

  比埃尔在楼下喊玛丽,问她是否到实验室去;玛丽正在楼上给伊雷娜和艾芙穿衣服,回答说她今天一定没有工夫去——但是她的话被嘈杂声淹没了。大门砰的一响,比埃尔忙着出去,很快地走了。

  玛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她似乎无意听这个学者不敢说出来的决定性的话。

  玛丽后来写道
:“白天看不见这种光,但是在半黑中就很容易看出来,在黑暗中,一点儿镭发的光就足够照读之用。”

  玛丽自从长成妇人以来,没有一刻离开过她的任务,所以她还希望有时候能够认识生活的简单可爱之点。

  “我走进去的时候,比埃尔·居里正站在一扇对着阳台的落地窗前。虽然那时候他已经35岁,我却觉得他很年轻;他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的洒脱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引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这个青年妇女并不气馁。虽然没有专用的电气设备,也没有开始科学研究所需的一切材料,她仍找到了办法能在这间陋室里运用她的仪器。

  她过去的命运比他的艰苦。20多年以来,从她还是一个16岁的波兰姑娘,头脑里装满了节日的回忆,由乡下回到华沙谋生的那一天起,她几乎没有停止过工作。她的青年时期在孤寂中度过,在一个冰冷的顶楼里埋头看物理学书籍;而后来在恋爱的时候,恋爱又与工作连在一起,不能分开。

  几年过去了,比埃尔·居里一直把身心都献给科学研究,他没有娶任何不值一顾的或漂亮的女子;他已经35岁,他谁也不爱。

  这很不容易。精密仪器有许多阴险的仇敌——潮湿和温度的变化。这间小工作室的气候对于灵敏的静电计是致命的,对于玛丽的健康也颇有妨害不过这无关紧要。这个女物理学家觉得太冷的时候,就在她的工作笔记本上记下摄氏温度计指明的度数,作为报复。在公式和数字之间,1898年2月6日的记载是“温度六度二十五分。”

  比埃尔躺在他们中间,额上缠了绷带,脸没有受伤也没有盖上,他现在对一切事都不在意了。

  他是个一心只想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想象不出这个具有特殊天赋的青年女子,怎么会想到科学以外的事;而她的前途计划,怎么会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不过,玛丽和比埃尔要习惯室外的严寒,这也是很需要的。他们的微不足道的设备,没有把有害气体放出去的叫做“通风罩”的装置,而且大部分炼制工作必须在院子的露天里进行。每逢骤雨猝至,这两个物理学家就狼狈地忙把设备搬进棚屋,大开着门窗让空气流通,以便继续工作,而不至于被烟窒息。

  比埃尔·居里之死,引起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埃尔遗下的研究工作怎样进行?他在索尔本的教职怎么办?玛丽的前途如何?

  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比埃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它还向一些似乎是物理学不可动摇的基础理论挑战,那就是镭自动放热,它在一小时内放出的热量可以溶化与它等重的冰。若是保护它,使它不受外面冷气的侵袭,它就变得热一些,可以比周围空气的温度高十度,或者还多一点。

  他们恢复乡下习惯,每晚带着女儿到附近的农庄去取牛奶。艾芙刚十四个月,脚步很不稳,顽强地要踏着那干硬的土车辙走,使比埃尔看了发笑。

  玛丽自己建立了一个极端严肃的秘密宇宙,由爱好科学的情感支配。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亲切感,对于受压迫的祖国的依恋,也在这个宇宙中占有地位。这就是她的全部感情!其余都不足重,其余都不足道。

  但是,这里面不只是一个罪犯,放射性主要集中于沥青铀矿的两个化学部分里面。居里先生和夫人认为这是有两种不同的新物质存在的迹象。到1898年7月,他们已经可以宣布发现了这两种物质之一。

  庆祝镭和诺贝尔奖金的喧哗,使她生气,一时一刻也没有使她放下对比埃尔的病的忧虑;这种忧虑破坏了她的生活。

  六度,这真是太低了!玛丽加上了十个小惊叹号,表示她的不满。

  医生德扈埃先生用海绵洗净那张泥污的脸,细看头上很大的伤口,数了那在20分钟以前是颅骨的16块碎骨。人们用电话通知了理学院;不久,在格昂奥古斯丹路的小警察分局里,深表同情的一个分局长和一个秘书看着这个物理学家的副助手克莱尔先生俯身恸哭,那个车夫马南涨红着脸,也在哭泣。

  主席李普曼先生说了惯用的套语:“巴黎大学授予您物理学博士学位,并附‘极优’的评语。”

  有一个有钱的妇人知道了这种情形,颇为感动,自愿帮助居里夫妇,并提议给他们在安静的郊外建筑一个研究院。比埃尔·居里有了希望,他把计划和愿望对她一一陈述。

  一个星期日早晨,比埃尔在克勒曼大道的小房子里,把这些事情解释给他的妻子听。邮递员刚送到一封由美国寄来的信,这个学者很注意地看完,把它折起来,放在书桌上。

  实验室主任就是玛丽。直到此刻,不过是容许这个年轻的妇人在实验室里工作而已。玛丽所完成的关于镭的研究,即没有名义也没有报酬。到1904年11月才给她固定的职位和薪金——一年2400法郎!她这才第一次正式进入她丈夫的实验室。

  比埃尔和玛丽在十月回到实验室,他们很疲倦,玛丽一面在那些研究上继续合作,一面撰写她提纯镭的工作的结果;但是她没有勇气,对于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她长久以来对自己神经系统所安排的可怕的生活方式,现在产生了奇怪的反应:她患轻微的梦游症,夜间毫无知觉地起来在房子里走动。

  只有一件给居里夫妇带来了真正的快乐。比埃尔从此将有三个合作者:一个实验室主任,一个助手,一个工人。

  事实证明了这种预料。玛丽抛开那些不放射的矿物,专心研究其余的矿物,并且测量它们的放射性。

  比埃尔因为身体上的病痛,感觉到一种重大威胁,每每为时间消逝而不安。难道这样年轻的人就疑心自己快死了么?人们可以说他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仇敌比赛速度,他一味固执,一味匆忙,亲切地向他的妻子絮语,使她也不安。他们必须加速研究的节奏,必须利用每一刻时间,必须在实验室里多过几小时。

  玛丽在院子里穿着满是尘污和酸迹的旧工作服,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周围的烟刺激着眼睛和咽喉,她独自一个人操纵一个工厂。

  这对夫妇晚间大半是穿着内便衣和拖鞋,在家里翻阅科学出版物,或是在笔记本上作复杂的计算。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到绘画展览会去,一年里也有七八次在音乐会和戏院里消磨两小时。

  这些严格的考试,这些严肃而且朴实的仪式,对于有天才的研究者和对于努力的工作者,都以同样的方式举行,这并不可笑。

  他发现了一个有天才的伴侣,觉得欣慰无限;就希望她也像自己一样,完全牺牲在他所谓的“主要思想”

  她永远记得看荧光的这一晚,永远记得这种神仙世界的奇观。

  新生婴儿的微笑和嬉戏,使这个年轻的母亲感到愉快;极小的孩子总能使她怜爱。她在一本灰色笔记本里,随时记载艾芙最早会作的姿势和开始长出的牙齿,正如以前对待伊雷娜那样。玛丽的神经状态随着这个婴儿的发育渐渐好转。分娩造成的强制性休息使她放松了,从而使她恢复了生活的情趣。她又以愉快的心情去接触她的仪器,这种心情她曾经忘记了。不久她又到赛福尔去教课。她动摇了一些时候,现在恢复了她的坚定步伐,又走上了艰苦的途程。

  玛丽作了一个赞成的手势,并且喃喃地说 :“是,当然如此。”

  玛丽在家里与女儿们和居里大夫一起吃午餐的时候,比埃尔正在饭店里和他的同事们亲切交谈。他喜爱这种平静的聚会,他们在那里谈索尔本、研究和职业。这次一般性的谈话转到实验室里可能会突然发生意外事故,比埃尔立刻拟订了一个减少研究者危险的规则。

  它能治疗一种残酷的病症——癌肿。

  有人问起居里夫人自己的意见时,她茫然地回答说,她还不能考虑,她不知道于是法国的最高教职第一次给了一个妇人。玛丽心不在焉地听着她公公对她叙述她应该接受的重大任务的一些细节,只用几个字回答
:“我试一试罢。”

  他对玛丽痉挛着忧伤的脸凝视片刻,然后坚定地回答说
:“你错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一个人即使成了没有灵魂的身体,还应照常工作。”

  尤其是玛丽,她已经失去了她的热情和愉快。她不像比埃尔那样完全潜心于科学思想。每日发生的事影响她的感觉和神经,而且引起很坏的反应。

  玛丽的直觉告诉她自己,这种未知的物质一定存在,她也已经宣布了它的存在;但是她还须打开它的秘密。现在她必须以实验证实假定,必须把这种物质分离出来,必须做到能够公布
:“它在这里,我已经看见它了。”

  这样残酷地在雨中和泥中长辞人世,惊动了舆论,各国报纸都用好几栏篇幅哀婉动人地报导了多非纳路的不幸事件。许多表示同情的函电纷纷送到克勒曼大道,签名的有国王,有部长,有诗人,有学者,夹杂着一些不知名的人。在成捆的函件、文章、电报之中,有一些有真正感情的呼声。

  在论文答辩之前,在制镭工业还不曾在法国和外国发展之前,居里夫妇作了一个决定;他们对于这个决定很不重视,然而对他们此后的生涯却有很大的影响。

  天气晴朗,比埃尔觉得健康多了,玛丽也比较高兴。现在他们应该履行一再拖延的责任:到斯德哥尔摩去作诺贝尔讲演。

  它们自有其风格和庄严性。

  几个警察抬起那瞬间就被夺去生命的还有热气的躯体。他们连着叫了好几辆出租马车,但是车夫都不愿意把一个鲜血淋漓的泥污尸体放在车里。过了几分钟,好奇的人都聚扰来挤在一起。人群在那辆停着不动的货车周围越围越密,都向无心造成这场惨剧的车夫路易·马南发出怒喊。后来有两个人抬来了一副担架,把尸体放上去,毫无用处地在一间药房里停了一下,才抬到附近的警察分局去,在那里打开他的钱包,检查他的证件。风声一传出去,说牺牲者是比埃尔·居里,一个教授,一个著名的学者,人们的骚动立时加倍了;许多人握拳要打马车夫马南,警察不得不出来干涉,保护他。

  自从伦琴发现X 射线之后,亨利·普安加瑞就有意研究,与X
射线类似的别种射线是否是“荧光性”

  比埃尔倒在地上,活着,并未受伤。他没有喊,差不多也没有移动,马蹄和货车的两个前轮从他身体两旁过去,并没有碰伤他。可能会出现一个奇迹,但是那辆极大的车,载着六吨重的东西,还要再走几公尺。左边的后轮碰到一个不结实的障碍,一转就把它压碎了。这是一个前额,一个人的脑袋。脑颅碎了,一种红色的粘东西溅在泥里——比埃尔·居里的脑子。

  这些哀痛已经使玛丽的生活罩上阴影,而偏偏又有一种更严重的忧虑来破坏它:比埃尔病了。他常感到剧痛,因为没有明确症状,医生们叫它风湿症,这种病残酷地打击着他,使他痛苦不堪,整夜呻吟,他那吓慌了的妻子守着他。

  中。

  她像一个计划走远路的旅行者;这个旅行者低头看着世界地图,发现遥远国度里有个奇怪的地名激发了她的想象力,便忽然决定到那里去,而不到任何别的地方去。玛丽翻阅最近的实验研究报告,注意到一个法国物理学家亨利·柏克勒尔前一年发表的一些著作。比埃尔和她已经看过这些著作,现在她再读一遍,用她习惯的谨慎态度加以研究。

  1905年6月6日,比埃尔代表他的妻子和他本人,在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讲演。他追溯镭的发现引起来的后果:在物理学方面,这种发现把基本原则大加修改;在化学方面,它引起一些大胆的假定,这些假定解释了造成放射性现象的力量的来源;在地质学和气象学方面,它是解释以前不能解释的现象的钥匙;最后,在生物学方面,镭对于癌细胞的作用,已经证明是有效的。

  玛丽的见解很简单,像天才的偶然发现一样简单。

  这些不平凡的交谈有时也夹杂着一些充满人情味的话语:居里大夫与德比尔纳和郎之万谈政治,余班很友善地嘲笑玛丽,批评她那过分朴素的衣服,责备她轻视打扮,于是这个年轻的妇人便惊讶地听着这种突如其来的教训。让·佩韩停止谈原子,停止谈“无限小的东西”,
仰起他那好看的热情的脸朝向天空,像个瓦格纳的崇拜者,引吭高唱起《莱茵河的黄金》或《名歌手》中的歌曲。在花园深处,离得远一点,佩韩夫人在给她的孩子们——阿丽纳弗朗西和他们的同伴伊雷娜讲童话故事。

  一次,只有一次,比埃尔说了一句诉苦的话。他用很低的声音说:“我们选择的生活太苦了。”

  目睹这个悲剧的人感觉到在她与他们之间的那层看不见的墙壁。他们表示哀痛和安慰的话语都只在玛丽耳边掠过,她的眼睛是干的,脸色苍白得发灰,似乎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很费力才能回答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她用几句简洁的话拒绝剖验——法律调查的最后一道手续,并且要求把比埃尔的尸体移回克勒曼大道。她请求她的朋友佩韩夫人,留伊雷娜住几天;她发了一个电报到华沙,“比埃尔因意外事故去世。”然后她到那潮湿的花园去坐下来,两肘支在膝上,两手扶着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毫无生气,不发一言,等着她的伴侣。

  玛丽和比埃尔·居里,还有一个合作者
G·贝蒙一同给科学院写报告,在1898年12月26日会议的《论文汇编》上发表。这篇报告宣布沥青铀矿里有第二种放射性化学元素存在。

  雨已经把那沾在一个车轮上的血迹一点一点地洗掉了。

  真正的物理学家在两种可能性中,总是采取不甚吸引人的一种
;比埃尔和玛丽就是这样,
据他们的“悲观的”计算,这种新物质在矿石中的含量,至多不过百分之一。他们想这是太少了如果他们知道这种未知的放射性元素,在沥青铀矿里的含量只不过百万分之一,他们是何等沮丧啊!

  常到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来的有安德烈·德比尔纳,让·佩韩和他的妻子——玛丽的最好的朋友,乔治·余班,保罗·郎之万,埃美·戈登,乔治·萨尼亚,查量-埃都亚·吉攸姆等七八个密友,有赛福尔的几个女生一些学者,都是学者!

  但是镭要保持它的神秘性,丝毫不希望人类认识它。玛丽从前很天真地预料沥青的残渣里有含有百分之一的镭,那个时期哪里去了?这种新物质的放射性极强,极少量的镭散布在矿石中,就是一些触目的现象的来源,很容易观察或测量。最困难的,不可能的,乃是离析这极小的含量,使这与它密切混合着的杂质分离开来。

  她不断地重复说
:“我为什么又要送一个生命到世上来?人生太艰苦,太乏味。我们不应该使无辜的生灵受这种折磨”

  几个月以来使比埃尔和玛丽入迷的镭的真相,实际上比他们以前天真地希望着的样子还要可爱。镭不只有“美丽的颜色”,
它还自动发光!在这个黑暗的棚屋里没有柜子,这些零星的宝贝装在极小的玻璃容器里,放在钉在墙上的板子或桌子上;它们那些略带蓝色的荧光的轮廓闪耀在夜里的黑暗中。

  举行讲座的那一晚,克尔文勋爵坐在玛丽旁边,她是被允许参加皇家科学协会会议的第一个妇女。英国的学者都聚在那个挤满了人的礼堂里。比埃尔用法语慢慢地叙述镭的特性,后来他请人把握子遮黑,开始作几种惊人的实验:作用镭的魔力由远处使一个金箔验电器放电,他使一个硫化锌的屏蔽放磷光,他在黑纸包裹的照相底版上留影,他证明这种惊人的物质能自发放热那一晚激起的热烈情绪在第二天起了反响;全伦敦都要看镭的“父母”。“居里教授和夫人”被邀赴许多晚餐和宴会。

  他们耐心地开始探索,用的是他们根据放射性发明的一种方法:他们先依照化学分析的普通程序,把组成沥青铀矿的各种物质分开,然后逐一测量所分开的物质的放射性。连续淘汰几次之后,他们渐渐能够看出来那种“反常的”放射性,是隐藏在这种矿石的某几部分中。他们的工作愈向前进展,探索的范围就愈缩小。这正是警察使用的方法,他们总是把一个地区中所有各点逐一搜查,以期找到罪犯的踪迹并加以逮捕。

  这张给人幸福的支票在1904年1月2日交到戈卜兰路支行了,他们的极少的存款都在那里。比埃尔终于可以辞去他在理化学校的教职;接替他的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昔日的学生保罗·郎之万。居里夫人自费雇用了一个私人助手,这比等着大学答应给她有名无实的实验室助手来得简单多了,也快多了。

  他这封信是居里夫妇的生活情况和为事业献身情况的惊人写照。

  几天之后,居里夫妇回到巴黎,回到棚屋。他们已经与伦敦结了很牢固的友谊,并且计划了几种合作;比埃尔不久将和他的英国同行杜瓦尔教授一起,发表一篇关于镭的溴化物气体的著作。

  他极力以一种客观态度简明地解释情形。说到他不大熟悉的这种字样
:“取得专利执照”、“确定我们的权利”的时候,他的声音含着一种差不多听不出来的轻蔑;这也怪不得他。

  天真的比埃尔以为他可以用“设备费”购买仪器,添全他的器材。不错,他可以这样用,但是必须把新建筑用费从这笔小款子里提出来。当局是把建筑费和“设备费”当作一件事的!

  后来由波兰又传来坏消息:布罗妮雅的第二个孩子,一个男孩,患结核性脑膜炎,几天就死了。

  过了几个星期,玛丽因为在人前说不出她的悲苦,就完全陷于沉默孤寂之中,这种孤寂有时候使她惊惧地叫喊起来。她打开一本灰色的笔记本,颤抖着写出那些使她窒息的思想。在这几页到处涂改、渍满泪痕、而且只能发表几段的文字中,她对比埃尔说话,呼唤他,并且问他问题。她试着把拆散他们的悲剧的每一个细节记述下来,使这种记忆从此永远折磨自己。这个短短的私人日记——玛丽的第一个日记,也是她唯一的一个日记,反映出这个妇人一生中最悲痛的时期。

  下面是这篇报告里面的几行:“上述各种理由使我们相信,这种放射性的新物质里含有一种新元素,我们提议给它定名为镭。

  这个有名望的长者把居里夫妇的成功看作自己的事,对他们的研究引以自豪,好像这些研究是他自己的成绩。他带他们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在走路的时候,他慈父般地用一只手臂搂着比埃尔的肩膀,并以真挚动人的愉快神色把巴黎给他带去的礼物指给他的合作者看。那真是物理学家的礼物:封在玻璃瓶里的一克贵重的镭。

  在寂静中,比埃尔重述玛丽的话,像是一个回音:“我们不能这么办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使玛丽心碎的内心纷扰,她的错乱思想中的无名恐怖,过于强烈,不能借诉苦或谈心表示出来。“
比埃尔死了”,
这几个字一传到她的意识中,立刻就有一种孤寂和难言之隐笼罩她的心头,永远摆脱不掉。居里夫人在四月的那一天,不只成了孀妇,同时还成了无法救治的孤独可怜的妇人。

  她对这种奥秘反复思考,追求真相,同时加快步伐,不久就确定这种不可解的辐射是一种原子的特性。

  居里夫妇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纪元。法国注意到他们,并且想支持他们的努力。

  好几个地方的研究者都从事探寻未知的放射性元素,希望有新发现;这是有结果的工作,次第发现的有新钍、放射钍、放射铅在1903年,两个英国学者拉姆赛和苏狄,证明镭不断放出少量气体——氦气;这是原子嬗变的第一个已知例证。稍后,仍在英国,卢瑟福和苏狄重提玛丽·居里在1900年预料的假定,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放射嬗变学说”。
他们肯定放射元素虽然看似没有变化,实际上却处于自动演变状态,变化越快,其“活动”也越有力量。

  比埃尔和玛丽参加这些盛大的招待会,听着人们干杯祝他们幸运比埃尔穿着他在
P.C.N.学部讲课时穿的那件已经磨得有点发亮的旧礼服,虽然他极力客气,仍不免给人“心不在焉”的印象,显得很费力才能了解人们恭维他的话。玛丽不安地感觉到有成千只眼睛在注视自己,注视着这个最稀罕的动物,注视着这个特殊的人:一个女物理学家!

  这些发现外行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于学者们却有极大的吸引力。物理学上常有一种不可解的现象,经过几次研究之后,却可以归入以前已知的定律,这么一来研究者也就立刻失掉对它的兴趣!

  那两匹雄壮而年轻的马,因为主人不在旁边,而有点不安,打着响鼻儿,用蹄子敲着地。

  她认为自己是坚不可摧的,因为她已经用轻蔑疾病和随随便便的日常生活,克服了她的亲属为她担心的结核病。但是从那本她按时记下自己的体重的小笔记本里,可以看出她的体重每星期减轻,在棚屋里过了四年,玛丽减了七公斤。他们的朋友常说她脸太苍白,气色不好;有一个青年物理学家甚至于给比埃尔·居里写了一封信,请他爱惜玛丽的身体,并且自己保重。

  只有居里大夫和一个女仆在这所空荡荡的房子里,他看见这些重要的客人觉得惊讶,向前迎接这两个人,看见他们的脸色显得很慌乱。保罗·阿佩尔奉命先通知玛丽,所以在她的公公面前保持一种尴尬的沉默。

  这种无休无止的奋斗,使比埃尔极为疲倦,他几乎要放弃它。他不是想放弃研究镭和放射性,但是他很愿意暂时放弃这项特定的工序:提炼纯镭。种种困难似乎无法克服。他们不能等将来在较好的条件下再继续这项工作么?他注重各种自然现象的意义,甚于注意它们的具体现实状况;他看见玛丽用尽力量所得的有限结果,觉得烦恼,劝她暂时休战。

  1903年11月,一封信通知居里先生和夫人,伦敦的皇家学会把该会的最高奖戴维奖章赠给他们,以表推重。

  他们已经在贫苦和财富之间作了永久的选择。那一晚,他们疲倦地归来,臂中抱满了田野生长的绿叶和花束。

  到了六点钟,锁孔里有钥匙转动的声音,玛丽出现在客厅门口,愉快而且活泼。她从朋友们过于尊敬的态度中,隐约看出有表示哀悼的可怕迹象。保罗·阿佩尔重述经过情形,玛丽完全不动,完全僵直,这种神气使人们相信她一点没有听懂。她并没有倒入他们亲切地伸出来扶她的手臂中,她不呻吟,不哭泣;人们说她像木头人一样地毫无生气,毫无感觉。过了很长而且可怕的寂静,她的嘴唇终于动了,她低声问着,渴望听到什么否认的话:“比埃尔死了?死了?真的死了?”

  居里夫人站在那里的十字路口,有几百个研究者曾经停留过许多月,或许多年。他们检查所有已知的化学物质之后,像玛丽一样发现了钍射线,仍继续无结果地自问这种神秘的放射性是由哪里来的。玛丽也是这样自问,也觉得惊异,但是她的惊异转化成了有结果的行动,她已经用尽所有明显的可能性,现在要转向深奥的、未知的东西。

  星期日下午,在天气晴朗时,这些人就聚在花园里。玛丽坐在树荫下,靠近艾芙的小车,手里拿着针线活;但是她的缝制和补缀工作并不妨碍她注意全部谈话,这种谈话在别的妇人听来,简直比用中国话讨论问题还要深奥得多。

  想不到再看到父亲的脸,她简直受不了。在旅途中她知道他死了,就打电报求她的姐姐们暂缓把他下葬。她走进灵堂,只看见一具棺木和一些鲜花。她很奇怪地坚持要开棺,照办了。死者无生气的脸显得很平静,一个鼻孔流出来一点血,在脸上留下了一道淡淡的干血痕。玛丽对着这个脸告别并且请求原谅。她时常暗暗地责备自己不应该留在法国,这个老人原计划和她在一起度过余年,而她使他失望了。她在寂静中对着这个打开的棺木,低声自责,直到她的哥哥和姐姐们勉强使这令人痛苦的一幕停止。

  第一步,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是把比埃尔选为科学院院士。这个学者第二次又受到拜访的磨难。

  他没有把他的夫人的性格估计在内。玛丽想离析镭,就一定要把它离析出来。她轻视疲倦,轻视困难,甚至于视轻她自己在知识上的欠缺;这种欠缺使她的工作更为复杂。无论如何,她还只是一个很年轻的学者,没有比埃尔由二十年工作中得来的广泛知识;有时候遇着她不大知道的现象或方法,还必须赶紧搜集资料。

  如此,这些官方计划的用处就缩小了。

  “比埃尔!”

  在早晨的匆忙中,这对夫妇几乎彼此没有见面。

  在这种分工中,玛丽选了“男子的职务”,
做的是壮汉的工作。她的丈夫在棚屋里专心作细致的实验。

  比埃尔·居里在1905年7月3日进入了科学院但是够勉强的!有22个院士投票选了他的竞选者哲内先生。

  的生活,他们彼此一样,都是为了过这种生活而降生的。

  居里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成了“鼎鼎大名”。
这对夫妇钱比以前多,快乐的时光却比以前少了。

  比埃尔·居里后来写道
:“这就是简单物质嬗变的真实理论,但与炼金术士所说的变质不同;亘古以来,无机物必然是依照永恒的规律演变着。”

  这两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镭的“父母”, 立刻发现比埃尔如离开
P.“.N.学部的位置到索尔本去任教,他就简直不能作任何工作。新职务没有给他工作的地方,而
P.”.N.学部供给用的两间屋子当然须给继任者,他只好在街上作实验了。

  现在奋斗的力量加了一倍,在娄蒙路的潮湿的小工作室里,有两个头脑、四只手在找寻那种未知的物质。从此以后,居里夫妇的工作中就不可能辨别哪一部分是哪一个人的成绩了,玛丽在选铀射线为论文题目时,发现了别种也有放射性的物质。她在检查一些矿物之后,已经能够宣布有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存在,它的放射性很强。这个结果的重要性,已经驱使比埃尔·居里中止他自己的完全不同的研究,而和他的妻子一起来离析这种元素。他们从1898年5月或6月开始合作,持续八年,直到突然发生了一件致命的意外事件,才残酷地破坏了这种合作。

  他到了高替叶·维亚尔那里,看见门关着:工人们罢工了。他转身走上多非纳路,马车夫的喊声、附近码头上开过的电车发出的刺耳响声,使这条街十分喧闹。巴黎旧区这条狭窄的路上多么拥挤呵!马路上差不多只能容车马通过,而在下午这时候行人太多,人行道显得太窄。比埃尔本能地找人少的路走,他有时候走在石铺的路边,有时候走在路上,步伐很不稳,心里在默想着事情,眼神集中,脸色郑重。他在想什么呢?是在想他正进行的试验?是在想他的朋友余班的工作?余班提交科学院的论文,现在正在他的衣袋里装着。是在想玛丽?

  居里夫人即将达到目的;她已经不必站在浓烟弥漫的院子里注视那装满熔化材料的大锅。把那些放射性很强的溶液提纯,并把它们“分离结晶”的阶段到了,现在应该有很洁净的地方,应该有防寒、防热、防污极佳的仪器!这个简陋的棚屋,到处通风,铁屑和煤灰飞扬,混到小心提净的产物中去,使玛丽很失望。这种事情每天必有,费去她许多时间和精力,使她很伤心。

  他已经在沥青路上走了一会,跟在一辆向诺夫桥慢慢驶去的轿式出租马车后面。到了这条街同码头交叉的地方,喧闹声更大了。一辆开往贡德的电车刚刚沿河驶过,两匹马拉的一辆四轮重货车正由桥上过来,横越车轨,疾驰进多非纳路。

  玛丽说 :“怎么样呢?”她对于这个谈话兴趣不大。

  比埃尔想穿过马路,走到那边人行道上去。他心不在焉地突然移动,离开出租马车给他的掩护,这辆车的四方车箱遮住了他在视线;他向左走了几步,撞着一头喷着热气的牲口。那辆货车这时候正横过这辆马车,他撞的是驾车的一匹马。两辆车旋风一般地挨近了,比埃尔吃了一惊,拙笨地移动了一下,想贴在马胸前,但它突然后腿站起。这个学者的鞋底在湿地上一滑,听到一声叫喊,引起了一阵惊惧的喊声。比埃尔已经跌在两匹马的铁蹄下了;过路的人大声喊着:“站住,站住!”
马夫急忙收缰,可是毫无用处,这两匹马仍然向前驰去。

  在1898年7月科学院的《论文汇编》里,人们读到下面这一段:“我们相信我们从沥青铀矿中提取的物质,含有一种尚未受人注意的金属,它的分解特性与铋相近。如果这种新金属的存在确定了,我们提议把它定名为钋,这个字来源于我们之一的祖国的国名。”

  比埃尔不甚钦佩这个科学院。在另一方面,他密切地注意巴黎大学为他决定的事项。校长李亚尔已经在1904年为他设了一个物理学教席,这个希望了很久的实任教授的位置,终于得到了!在接受这个晋升之前,比埃尔问他的职务附有的实验室在哪里。

  铀化合物不断地以辐射形式发出来的极小能量,是从哪里来的?这种辐射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极好的研究题目,极好的一篇博士论文!因为这个题目还是个未经开发的领域,对玛丽更有吸引力。柏克勒尔的著作是新的,据她所知,欧洲所有的实验室中还没有人深入研究铀射线;全部关于这个题目的书籍,只有亨利·柏克勒尔在1896年提交科学院的几篇学术报告,玛丽只能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这样大胆地去从事一种冒险,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是令人兴奋的!

  玛丽成了一架机器,甚至她的孩子的目光都不能唤醒她的感情。她行动呆滞,精神恍惚,似乎已经离开了活着的人们。

  玛丽的眼睛凝视着,从容考虑那谋取利益,谋取物质报酬的主意。她差不多立刻就拒绝了:“物理学家总是把研究全部发表的。我们的发现不过偶然有商业上的前途,我们不能从中取利。再说,镭将在治疗疾病上有大用处,我觉得似乎不能借此求利。”

  玛丽把对于科学的爱和对于丈夫的爱融会于一种热诚之中,强制自己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比埃尔和她一样深情,他们的理想也是一致的。但是比埃尔有过很长的懒散时期,有过热烈的青春,有过活泼的情绪。

  比埃尔和玛丽若是能够在那个简陋的实验室里,把他们的力量完全用于对付自然的引人入胜的奋斗,这两个研究者的生活一定是完全快乐的。可惜他们还须作别种奋斗,而在那些奋斗中他们并不是胜利者。

  又经过几次商议,巴黎大学最后作了一种非常举动,请求议院创设一个实验室并拨款五万法郎。这个计划被采纳了或差不多被采纳了!索尔本里面决没有地方给比埃尔,不过可以在居维埃路给他修建两间屋子,每年可以给居里先生12000法郎经费,外加34000法郎设备经费。

  他的波兰亲戚都以让他看波兰而感到自豪。

  祸患突然降临居里的家门。一些汽车和出租马车,沿着巴黎旧城墙逡巡不宁,接着在荒凉的克勒曼大道停住。共和国总统府派来的人在门前按铃,听说“居里夫人没有回来”,
没有说明来由就走了。铃又响了,理学院院长保罗·阿佩尔和让·佩韩教授走了进来。

  研究和工作使他们疲于奔命,废寝忘餐。玛丽从前规定的“正常”生活规则,以及烹饪治家的成绩,都被忘记了。这对夫妇并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仍旧使用着而且过度地耗费着他们那日渐衰退的体力。有许多次,比埃尔因为四肢突发不能忍受的剧痛,不得不卧床休息。玛丽有紧张的神经支持着,还不显衰弱。

  她吻他的脸,吻他那差不多还有热气的柔软身体,吻他那不可以屈伸的手。人们把她强拉到隔壁房间里去,不叫看死者入殓。她像是毫无知觉地服从了,后来忽然想起她不能让这几分钟这样过去,想起不应该让任何别的人照料那个血污的遗体,她又回来了,抱住尸体不放。

  它能穿过黑纸在照相底版上留影;它能使空气导电,并使远处的验电器放电;它能使装它的玻璃容器成为紫色或淡紫色;它能一点一点地腐蚀包裹它的纸或棉花,使它们成为粉末它能发光,这是已经知道的。

  一件突如其来的灾祸,可以使一个人完全改变,永远不再恢复原状;这是很普通的事,并不新鲜。虽说如此,那几分钟时光,对于玛丽的性格,对于她和他的女儿们的命运,确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不容忽略的。玛丽·居里并没有由一个幸福的年轻妻子变成无法安慰的孀妇。她的改变不是简单的,却比较严重。

  比埃尔继续说 :“或者我们可以自居镭的所有者和‘发明家’。
若是这样,那么在你发表你用什么方法提炼沥青铀矿之前,我们须先取得这种技术的专利执照,并且确定我们在世界各地制镭业的权利。”

  或许就是那天早晨,或许是头一天,醉人的春光的魅力和宁谧使比埃尔平静下来,他看看在草地上蹦跳的两个女儿,再看看一动不动地躺在身边的玛丽。

  镭有它的影子,有它的幻影:它自动产生一种特殊的气体——镭射气;这种射气也很活泼,即使把它封闭在玻离管里,它也依照一种严格的规律每天自己毁灭很多,温泉的水里就有这种射气。

  她也想到了自己。她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装设了一个“新式”浴室,并且把一间小屋子里的褪色帏幔换了新的,但是她没有想到趁得诺贝尔奖金的机会去买一顶新帽子。她虽坚持要比埃尔辞去在理化学校的教职,她自己却继续在赛福尔教课。她爱她的学生,觉得自己的体力还可以继续任课,而且这是一个有固定薪金的位置。

  她又自问:虽然只观察到了铀有这种现象,但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铀是可发出射线的化学元素。为什么别的物质却没有同样的能量呢?射线先在铀里发现也许是偶然的,物理学家心里就把它与铀连在一起了,现在应该在别的地方去找它。

  这个学者喃喃地说 :“我吃了煎牛排么?”然后表示和解地又加上一句
:“可能吃了罢!”

  总之,镭的放射是“传染的”像强烈的气味或疾病一样地传染!若把一件东西、一种植物、一个动物或一个人放在装镭的玻璃管旁边,一定立刻得到一种可以看得出来的“活动”。
这种传染扰乱精密实验的结果,它是比埃尔和玛丽的日常仇敌。

  玛丽失去了伴侣,世界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人物。

  亨利·柏克勒尔肯定这种特性并不取决于预先的日光照射;把铀的化合物放在黑暗中很久,这种特性依然存在。他发现了后来玛丽·居里叫做放射性的现象,但是这种放射性的来源还是一个谜。

  她的亲戚们低声讨论着这些问题,听着接踵到克勒曼大道来的部里和学校里的代表的建议。葬仪举行后的第二天,政府提议给比埃尔·居里的遗孀和遗孤一笔国家抚恤金。雅克征求玛丽的意见,她完全拒绝,她说
:“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我的女儿们的生活。”

  这两个大学者,为了想得到他们缺少的一年两三千法郎,作了一些拙劣而且不幸的尝试。

  她服从他,但是她觉得脑力和体力都很疲乏。她感到气馁,责备自己在智力方面无能,责备自己“蠢笨”。
实际原因简单,这个36岁的妇人生活劳苦,受折磨太久了,现在要求自己的权利。玛丽需要有一个时候不作“居里夫人”,
把镭放在脑后,只吃,只睡,什么都不去想。

  这个学者吃了一惊,转向玛丽;玛丽痛苦地喊他,她的声音象是有人掐住了她的咽喉。

  克勒曼大道的房子像堡垒一样,拒绝闲人闯入;比埃尔和玛丽在里面仍旧过着简单隐遁的生活。家务方面烦心的事,已经大为减少。一个干粗活的女仆承担了一应重活。一个打杂的女佣人料理烹饪和开饭;她看着她的奇怪雇主的专心态度,总是惊异得大张着嘴,而且时常空自等着他们称赞她做的烤肉或马铃薯泥。

  镭的最末一个动人的奇迹,乃是它能造福人类。

  在这突然加强的说话声中,第一次响起了她惯有的勇气的微弱回音。

  化学家的态度甚至更不含糊。依照定义,化学家对于一种新物质只有在看见了它,接触了它,称过它,检查过它,用酸加以对比,把它放在瓶子里,并且确定了它的“原子量”时,才相信它的存在。

  柏克勒尔发现的射线引起了居里夫妇极大的兴趣。

  从1898年到1902年,居里先生和夫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第一年里,他们共同从事镭和钋的化学离析工作,并且研究他们所得到的活性产物的放射性。不久,他们认为分工的效率比较高,比埃尔·居里便试着确定镭的特性,以求熟悉这种新金属。

  居里夫人的研究有了成果,她获得博士学位的时机到了。三个穿大礼服的主考人坐在一张橡木长桌后面,轮流问这个应试者一些问题。布提先生和李普曼先生——她最初的教授,面带鼓励的微妙表情;穆瓦松先生有给人很深的印象的长须。玛丽用柔和的声音回答问题,有时候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种仪器的图形,或写出一种基本公式的符号。她用枯燥的专门语句和乏味的形容词解释她的工作结果;但是围着她的物理学家,无论是老是少,是名家是学生,脑子里都起了一种新的“变化”。玛丽的冷静言语变成了一种灿烂动人的图景:这一世纪里最大的发现的图景。

  他以很平静的语音说
:“我们须略谈一下有关我们的镭的事。制镭业将有大发展,现在可以说这是无疑的了。你看,这是布发罗寄来的信,有一些要在美国创立制镭业的工程师请求我们向他们提供资料。”

  玛丽的研究绝不是这样。她越深入研究铀射线,越觉得它不寻常,具有一种未知的性质,同任何东西都不相象,也不受任何东西影响。虽然它的能量很弱,却有一种特殊的“个性”。

  毫无关系!在她那饱满的前额下面,闪射着顽强的目光;她在她的仪器旁,在她的烤钵旁坚持着。

  “怎么回事?亲爱的,你怎么啦?”

  剩下的问题只是要找个地方,使玛丽能进行试验,而困难就从这里开始。比埃尔向理化学校的校长请求了好几次,得到了一个很一般的结果:玛丽可以自由使用一间在学校大楼底层装有玻璃的工作室。这是一间贮藏室和机器房,狭小局促,潮湿得冒水,技术设备很简陋,舒服更谈不上。

  比埃尔·居里是这一群人里的外国人,备受关注。

  学者们对于出乎意料的现象的第一个反应,总是怀疑。

  1899至1904年之间,居里夫妇有时候一起,有时候单独,有时候与同行合作,发表了32篇科学报告。这些报告的题目都很难懂,字里行间满是图解和公式,外行望而生畏。但是每一篇报告都代表一次胜利。

  居里夫妇在含铀的一种矿石——沥青铀矿里找寻这种“放射性很强的物质”,
发现未经炼制的沥青铀矿的放射性,比其中所含纯二氧化铀的放射性强了四倍;但是这种矿石的成分已经精确地知道了那么这种新元素的含量一定很少,所以一直到当时学者们还没有注意到,严密的化学分析也没有发现它!

  玛丽毫不动摇地重新开始测量,用同样的产物,重复测量了十次,二十次。她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在这些矿物中的铀和钍的含量,决不能解释她观察到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辐射强度。这种反常的而且过度的放射性是哪里来的?这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些矿物一定含有少量的一种比铀和钍的放射性强得多的物质。

  玛丽心里有一个严格认真的魔鬼,她这样自己折磨自己是不公平的。她的父亲的晚年很快乐,并且因为她而更快乐。他一家人对他的爱,他作父亲和祖父所得到的满足,已经使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忘记了自己的不煊赫的一生的沧桑;而他的最终的、最大的快乐,是来自玛丽。钋和镭的发现,巴黎科学院《论文汇编》里署他女儿名字的惊人的学术报告,使这个物理学教师深为感动。他自己一生中日常工作太多,不能无牵无挂地从事研究。他一直随时注意他女儿的工作,他了解它的重要,料到它将来一定一鸣惊人。最近玛丽告诉他,坚持四年努力之后,她已经得到一点纯镭。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去世前六天,用颤抖的手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大不象他一向的美丽规矩的字迹。

  在讨论这个重大问题的时候,比埃尔的劝告很重要。他是玛丽的实验室主任,是她的“保护者”,
而且他的年纪比较大,经验也丰富得多。在他身边,玛丽总认为自己有点像个学徒。

  “比埃尔如果我们俩死了一个剩下的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分开是不能活的,是不是呢?”

  这一年有一些不幸的事发生,首先是怀孕,后来是早产,玛丽对于这次失望觉得很悲哀。

  玛丽想驳他的话,但是她不能掩饰她的担心。比埃尔气馁到这种地步,是否因为他的力量已将用尽?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点:她提交科学院的文章《论沥青矿中所含的放射性新物质》还没有在《论文汇编》上发表之前,玛丽已经把原稿寄回祖国一份,交给她从前作初步试验的工农业博物馆的实验室主任约瑟夫·柏古斯基。差不多在巴黎发表的同时,这篇文章在华沙的一个叫做《斯维阿特罗》的画报月刊上发表了。

  她小心翼翼找到一张有草垫的椅子,坐下了。在黑暗中,在寂静中,两个人的脸都转向那些微光,转向那射线的神秘来源,转向镭,转向他们的镭!玛丽的身体前倾,热烈地望着,像观看她那睡着了的小孩那样投入。

  玛丽在提纯沥青铀矿,离析镭的同时,发明了一种专门技术,并且首创了一种制造法。

  钋和镭的特性推翻了几世纪来学者们相信的基本理论。这些放射性物体的自发放射如何解释?这种发现动摇了全部已得概念,并且与已经根深蒂固的物质观念相反。因此,物理学家要保持谨慎态度,他们对于比埃尔和玛丽·居里的工作极感兴趣,但是还要等得到决定性的结果之后,再表示意见。

  几星期后有了初步结果:玛丽断定这种惊人的辐射的强度与检查过的化合物铀的含量成正比;这种辐射,
可以精确测量, 不受化合情形或外界环境——“照度”或温度的影响。

  在冬天,简直不知道是应该希望下霜还是应该希望下雨,若是下雨,雨水就以一种令人厌烦的轻柔的声音,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落在工作台上,落在这两个物理学家的标上记号永不放仪器的地方;若是下霜,就连人都冻僵了。没有方法补救。那个炉子即使把它烧到炽热程度,也令人完全失望,走到差不多可以碰着它的地方,才能感受一点暖气,可是离开一步,立刻就回到寒带去了。

  对科学来说,它的仆役是富是贫,是快乐是不快乐,是健壮是有病,有什么关系呢?科学知道,这些人生来就是为了研究和发现。他们要研究,要发现,一直到力竭为止。学者不能和他的使命对抗,即使他觉得厌烦,觉得要反抗,他的脚步还必然要把他引到他的实验室的仪器前面。

  他们不再希望过不那么艰苦的生活了。居里夫妇渴望的实验室既不能有,也就满足于在棚屋里进行实验;而他们在那个小木板屋里度过的积极工作的时光,聊可安慰他们在其他方面遭到的挫折。他们仍继续教学,心甘情愿地做去,毫无怨恨。许多年轻的小伙子感谢比埃尔,记得他教的课极生动,极清楚。有许多赛福尔女生对于科学的喜爱是玛丽培养的,这个拥有金色头发的教授的斯拉夫语音,把高深的论证讲得娓娓动听。

  直到现在,没有人看见镭,没有人知道它的原子量;因此,忠于原则的化学家的结论是
:“没有原子量,就没有镭;把镭指给我们看,我们就相信你们。”

  1902年,在居里夫妇宣布镭可能存在之后45个月,玛丽终于打胜了这场消耗战:她提炼出一分克纯镭,并且初步测定了这一新物质的原子量为二二五。

  他还微笑地提到他唯一不忍放弃的东西 :“我们还能有一个好实验室。”

  这个年轻的妇女想 :“这一定是试验的错误”

  玛丽仍继续一公斤一公斤地炼制沥青铀矿的残渣,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矿前后几次给她运来了好几吨这样的残渣。幸亏她有过人的耐性,四年来她每天同时是学者,是专业工人,是技师,也是苦力。而仗着她的脑力和体力,棚屋里的旧桌子上放着越来越浓缩的产物,所含的镭越来越丰富。

  也许他得了某种可怕的不治之症?而玛丽自己能否克服她的极端疲劳?几个月以来,死亡这个念头就在这个妇人周围徘徊,困扰着她。

  放射性放出热量,产生氨气和镭射气,自动地消灭人们已经远离了关于惰性物质和原子不变的学说!五年前,学者还相信宇宙是很确定的物体组成的,是永远不变的元素组成的。现在每过一秒钟,镭的粒子就由本身逐出氦气的原子,并且把它们用极大的力量放射到外面去这种极小而惊人的爆发,玛丽叫它“原子嬗变的激变”,爆发后的残渣是镭射气的一种气体原子,这种原子本身又变成另外一种有放射性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又再起变化!这些放射元素成为一些奇异而且残酷的家庭,这种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母质自动嬗变产生出来的
:镭是铀的“子孙”,钋是镭的“子孙”。这些物质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出来,依照永恒的规律自行毁灭:在永远相同的时间内,每一种放射性元素失掉它的实质的一半,铀减去一半需几十万万年,镭需一千六百年,镭射气是四天,镭射气的“子孙”只需几秒钟物质虽表面不动,实际在里面隐藏着产生、冲突、杀戮和自杀,它隐藏着毫不容情的命运支配的戏剧,它隐藏着生和死。

  但是,这是什么物质?玛丽在以前所作的试验中,已经检查过所有已知的元素了。

  比埃尔·居里热切地关注他的妻子的实验的迅速进展,他虽然没有直接加入工作,可是时常以他的意见和劝告帮助玛丽。鉴于所得到的结果的惊人重要性,他决定暂时停止自己在结晶体方面的研究,把他的力量用来与玛丽一同找寻这种新物质。

  放射性简直迷住了这个女物理学家,她毫不疲倦地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各种极不相同的物质。在玛丽的性格里,好奇心,女人的非凡的好奇心,学者的第一种美德,发展到了最高度。她不限于观察盐类和氧化物这些简单化合物,她忽然想要把在理化学校采集的矿物加工成各种标本,当作消遣,用静电计把它们用于海关检查。比埃尔赞成她的意见,并且帮助她挑选硬的、最容易碎的、奇形怪状的矿脉碎片。

  她的同伴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

  在居里夫人去世后很久,过了30年或40年,他们的工作笔记本仍藏有这种活跃而且神秘的“活动”,仍将影响测量仪器!

  在夏天,因为棚顶是玻璃的,棚屋里面燥热得像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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